黄仁宇

本书以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作为历史切片，通过“囚徒皇帝”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刚正不阿的海瑞、一代名将戚继光和大思想家李贽等人的生平记叙，撰写了整部失败录，无论天子还是庶民都不得圆满。究其原因，作者黄仁宇敏锐的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再读万历十五年，领悟到明代的制度僵化和道德操控所达到山穷水尽，时乃大明帝国最终溃败的根本原因。

     万历皇帝幼年继位，在太后和首辅大臣张居正的长期捆绑教育下，文官集团，普通人绝对不能够轻易进入，因此，其成员自然具有把握国家命脉的能力，因而一个成功的文官集团应当能够把国家治理得繁荣，但其前提是皇帝和文官的相互信任，彼此协调。这在历史上鲜有成功的例子，通常平衡的天平向文官倾斜，其筹码就是礼制和道德。若皇帝像幼年的万历一样信赖文官，但文官却对皇帝存有戒备之心，那么皇帝的生活就会跌入文官设计好的一套复杂规制中，手无实权，生活无聊至极；若是像正德皇帝一样不信赖文官，文官自然不会拥护皇帝，而是用引经据典的能力掀起舆论的浪潮，使皇帝留下一个昏庸骂名。无论怎样，皇帝都遭受了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历史上并不罕见，甚至至今依然存在。类似“强行让座”的事情时有发生，人们用“尊老爱幼”等道德原则绑架别人的行为，使传统美德发酵成了义务和负担。究其根由，终是人们存有私心，故意混淆礼法，使利益尽可能的向自己靠拢。长期下去，虽不会有明王朝灭亡的巨大悲剧，但也会有“有法难依”的社会秩序混乱。因此，道德与法律应当并重，个人、社会才能够都有长足的发展。

 万历年间，在张居正和万历皇帝的先后努力下，终于打破了文官一致对外的统一性，诱使文官集团分裂，最终引发党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依照明王朝井然有序的办事风格，下一任皇帝的人选早已框定在几个人之间，因此几位候选人的身后聚集这一众文官，形成了几大党派。党争的名义领袖为争储君之位的人，实际上党争为文官之争。文官的想法大多一致，因此极有可能会有一位缺乏主见的候选人成为被拥护得最多的人，方便文官们掌权。还在位的皇帝即使对候选人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也绝不能违背满朝官员的意愿，否则文官们便会用礼制道德日复一日地劝谏皇帝改变关于立储的错误决策。自然，党争就成了亡国的一大原因。官员分派别，朝廷系统不再完整，部分功能缺失，最终导致混乱。同时，不少有识之士因为在党争中站错阵营而断送前程，不再有机会施展才华。

      如今自然没有这样牵扯国家命运的党争，但小团体小派别在社会中比比皆是，自然也就造成了某些组织的分崩离析。这引发的不仅是经济的损失，更多的是人心的背离与人性的冷淡。

     纵观明史，明王朝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的文官集团过于强大，强大到压制着其他部分不能有所作为，继宋代健全完善文官体系后，明代文官政治发展到顶峰。永乐以后，文官权力逐步扩大，于隆万年间达到巅峰，以致于明朝皇帝不得不借助宦官和特务来抵制文官集团。文官制度保守性和排他性等弊端在明代晚期表现尤为突出，施政脱离实际，自身利益高于一切，以文欺武，牢牢钳制农工商等阶层，终被愤起的清军事系统所灭。    作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向我们呈现出的是明末不以法律为依据，而以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中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共识的社会，但那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的理想国，而是一个被文官集团以“道德”二字挟持，踯躅不前即将走向崩溃毁灭的社会，了解了书中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几位风云人云的生平，不禁感叹，纵然才华横溢英武果敢，终究不能扭转乾坤，只能在无望的世道里迎来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悲惨结局。

      再读《万历十五年》，更加坚定的认同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单纯以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忽视了法制，将止步不前。以道德的制约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那么，国亡不是“巧合”，而是“必然”。